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建设美丽中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这样的论述，让生态学领域的专家振奋不已，大家都说“生态学的春天”来了。
春天的吐芽，需要经过秋冬的孕育和积累。已经在生态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将近40年的王传宽，不仅为生态学的发展厚植了科研基础,更是凭着他在20年前就瞄准的森林碳循环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科研成果。
从当年无人问津到如今的炙手可热，随着森林“碳汇”重要性的凸显，王传宽的科研前瞻性也越来越被学界所乐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远见”，能够捕捉到科技工作的前沿？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定力”，宁坐冷板凳也不去盲目追求“热点”？他的秘诀很简单：不断聚焦，才能瞄准前沿。
佛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意思是把心定在一处，那个力量就大了。不管是科研创新，还是各行各业的工作，都需要涵养定力、克服浮躁，远离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才能用专注的态度干出一番事业。很多人都说王传宽像黄大年一样，以一名知识分子的心无旁骛，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但王传宽却说，自己只是个平凡人，他说：“如果大家都能像‘挑夫’那样，明确攀登的目标，不被沿途风景所诱惑，坚持不懈、永不放弃，人人都能踏破重山见朝阳。”
■既然结缘，就当素位而行
1979年，16岁的王传宽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应届考生，考入浙江林学院（现浙江农林大学），在懵懂中与林学结缘。“那时候周围没有人读过大学，只能是蒙着报学校、选专业。”作为高中全校仅有的两个考上大学的应届学生之一，“蒙”着选了林学的王传宽有着朴素的人生观——“君子素位而行”，就当下所处的地位，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既然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学业，王传宽就自觉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
比王传宽早入学的师兄们，经历过“文革”，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打饭时都拿着英文单词本的情景深深地刻在王传宽的脑海中。他也因此鞭策自己掌握更多专业知识，要像老师要求的那样“抓一把土，就知道这土壤是由什么岩石风化的”“看一种植物，哪怕是一棵草，都要知道它是什么类别”。
林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想要学好林学，既要了解浩繁的生物，又要熟悉多变的环境；既要掌握基础原理，也要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解决问题。王传宽很怀念那个学风良好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只知道学习，没什么人际交往，只要成绩好，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或许正是这样的风气，影响了王传宽的一生，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严守学术底线，始终保持着一身正气。
1983年，系统学习了林学专业知识的王传宽被分配到浙江省十里丰农场，成为农场唯一一名林学专业的技术员。
虽然在学校时成绩很好，但到了实际工作中，王传宽发现，只有不断自学，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而他自学的秘诀就是找书看。在那个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获取资讯的途径只能是读书。
王传宽正是通过不断地自学，让技术在十里丰农场的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而自学也成为他后来一直没有放下的人生底色。
王传宽作为柑橘技术员，研究出一套“柑橘管理时间表”，明确了什么季节应该种苗，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打药，让柑橘树的管理变得规范。1984年，全国流行花卉栽培。那时候北方的君子兰一株难求，被称为“绿色金条”，南方的茶花也广受欢迎，千金难买。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王传宽所在农场决定在一片约40亩的荒地上建造一个苗圃。苗圃的规划、育苗、采购、销售等，都交给了20岁出头的王传宽。而王传宽不负重望，不仅将苗圃规划得井井有条，而且还研发了一种茶花嫁接的新方法——芽砧接，使茶花能够当年成苗出售，让农场效益倍增。虽然那个时候从进苗到出苗，都是王传宽一个人负责，只要他稍微动一点心思，就会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年代赚一大笔，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动过一丁点儿这样的念头。“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很守规矩，根本不会去想这些。”
或许只有心思纯净的人，才能看到纯净的世界。对比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各种并不规范的操作，王传宽的单纯其实更显珍贵。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正是由于专注，王传宽才会自动过滤掉本分之外的事情，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该做的工作。
■目标既定，就当风雨兼程
王传宽在十里丰农场工作了4年。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那时的王传宽很受重用，不仅被领导安排参加浙江省司法厅举办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还被单位派送参加多种技术培训班学习。作为农场中数量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努力工作的王传宽有着很好的人生前景，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报考研究生，做林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如果说当初选择林业，是懵懂中的缘分牵引，那这次的目标选定则是王传宽认真思考之后的结果。“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对于人情世故，我很迟钝，总会不自觉地清空一些记忆。可是对于科研，我有着天然的兴趣，看过的书籍、文章总能让我印象深刻。所以，我给自己定立了从事科研的人生目标。”王传宽说。
子曰“三十而立”，定立志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只能在物欲的世界里随波逐流。只有真正明确人生目标的人，才会像《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不论世间外物如何变幻，都会坚定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行。王传宽就是这样志有定向的人，当他选定了自己想要攀登的山峰，就一直坚定前行，不论遇到怎样的风雨险阻，都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的精英人才，考研更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王传宽向单位提出要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单位领导既不想放他走，又不能强行让他留。于是单位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王传宽报考，但条件是：只能考这一次，如果考场失利，他就要打消这个念头。
那时的王传宽没有退路，他也没给自己留退路。在仅有的近一个月备考时间里，他几乎是开着灯睡觉，只要眼睛睁开了就复习。那时候他整天蜷在一张藤椅里，一个月下来，藤椅都被坐得变了形，中间凹下去好大一块。
在研究生专业的选择上，王传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科研聚焦：生态学是林学的主干学科，是林学的理论核心内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北林业大学的生态学专业。
东北林业大学位于千里之外的冰城哈尔滨，有人说“那地方太冷，能冻死人”，也有人说“离家那么远干啥，在附近选一所学校多好”。可是王传宽却在对比了各林业院校以后，认定了东北林业大学。“那里有好多知名教授，拥有全国最强的森林生态学研究团队。”
1987年9月15日，当王传宽真的第一次来到东北林业大学的时候，寒冷的天气还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衣物都打在行李中托运、身着短袖衬衫的他，与身穿棉大衣的接站人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场重感冒开启了他的东北之旅，但王传宽也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意志。
读研期间，王传宽师从我国著名的森林生态学家周晓峰教授。那时王传宽把学校当年的图书馆单本书库中所有涉及生态学的英文书籍读了个遍，他意识到国外的生态学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就一定要去国外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收并蓄，才能厚积薄发。为了达到出国的条件，大学期间才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王传宽开启了疯狂的英语学习模式。从研究生毕业到浙江农林大学工作，再到调回东北林业大学任教，他一直把提高英语水平、参加托福和GRE考试作为自己的短期目标之一，每天除了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关注科技前沿动态，就是沉浸在背单词、练语法、听听力中。
彼时，王传宽已经娶妻生女，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全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合住房里。一张棕帮床、一张饭桌、一个书柜、一台电视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每当妻女看电视的时候，王传宽总会戴上耳机，专注在英语的世界中。房子的旧窗户一刮风就颤颤欲坠。由于饭桌紧挨着窗台，一次正当王传宽起身盛饭的时候，窗台上的整块玻璃窗突然掉了下来，正好砸在王传宽刚刚坐着的位置。“大难不死”的王传宽从来没有把物质条件的艰苦放在心上，在他的思想中，精神世界的丰盈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王传宽以高分通过了托福、GRE和WSK考试，但是由于出国名额的限制，直到1997年，经过8年“抗战”的王传宽才如愿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访问学者。
之所以选择威斯康星大学，是因为这里有研究兴趣一致的森林碳循环研究的国际顶级专家Tom Gower教授。而选择森林碳循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正是王传宽再一次聚焦的结果。
当时国内对于碳循环研究几乎无人关注，但是一直从事生态学研究的王传宽却认为，碳不但是所有生物的构架组分，而且是生命世界的能量载体，碳循环研究应该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核心内容。为此，他把科研聚焦到当时还很冷门的森林碳循环研究上。“一有风吹草动，就盲目去跟从的科研人员，是难以成为优秀科学家的。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是科研人员取得成绩的关键。”王传宽说。
威斯康星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研究性公立大学，也是美国中西部知名的十大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王传宽开阔了眼界，但是因为访学时间所限，他总觉得所接触的领域还不够宽广，于是在1999年初又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继续学习。
王传宽的刻苦工作及优秀成绩，让他的导师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非常欣赏，所以当王传宽提出想要在读博士期间，同时攻读威斯康星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的时候，导师为他提供了全额资助。但导师也提醒他——虽然生态学研究需要用统计学的基础处理大量测定的数据，但是威斯康星大学统计系要求很高，有三分之二的博士研究生无法通过综合考试而被淘汰。如果他决定攻读，就要做好被扒一层皮的思想准备。
但是，目标清晰的王传宽却不惧艰难，既然这个知识是生态学研究所需要的，那就是必须要掌握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那时候的王传宽已经年过35，可是为了同时攻读两个学位，他每天白天要在实验室做科研，晚上则要泡在计算机房里完成统计学的作业。每一门统计学课程的研修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每星期至少一篇结合实际数据分析的大作业、随时出现的课堂速考……这样的学习强度，让王传宽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就从深夜熬到了天空发白。
经过三年半的努力，王传宽同时获得了林学博士学位和生物统计学硕士学位。很多人都问王传宽，是什么力量让他在国外人地生疏的环境下，用难以想象的付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王传宽的回答却很简单：“挑夫”从来不期待一步登天，他们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山顶前进。
■守住初心，就能不惧诱惑
2002年8月，王传宽一边继续开展威斯康星大学的全球变化与森林碳循环研究工作，一边受聘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特聘讲师，讲授“造林学原理”，体验着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当2003年东北林业大学联系王传宽，希望他能够回母校工作的时候，王传宽甚至都没问薪资条件就答应了。“出国之前，东北林业大学时任校长李坚就鼓励我，不论在哪儿都不要忘记祖国，要爱国爱校。”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王传宽像黄大年一样，把祖国的需要当成最高需要，把服务国家当成最好归宿。“国内还没有对东北碳汇研究的先例，我可以用自己的积累，依托东北林业大学独特的研究条件，在这里系统地开展森林生态研究。”
很多人说王传宽既不爱钱也不爱权。回国以后，王传宽的老师赵惠勋教授曾劝他担任一些行政职务，“我觉得他担任院长或副校长的话，应该能够更好地吸引一些人才。”赵惠勋说。可是王传宽却直接摇头拒绝：“我不擅长当官儿，我还是适合做科研。”
2006年获得国家杰青、2007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后，王传宽面临的钱权诱惑越来越多，很多单位开出诱人条件请他加入，但他却始终坚守在东北林业大学。
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芬森曾说“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很多人认为，能够不被利益所惑，只是因为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诱惑。可是当机会来临，只要王传宽点点头，就可以获得高薪收入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说了“不”。王传宽的理由很朴实：“‘挑夫’要有契约精神，既然已经‘挑’上了这副担子，就不能半路撂‘挑子’。”而且他不觉得住大房子、有高收入会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住那么大房子干啥？有收拾屋子的时间还不如看点文献来得踏实。我不抽烟、不喝酒、没应酬，高薪不高薪的都无所谓。”有人说“富贵不能淫”需要有种“骨气”，可是真正守住初心的王传宽却觉得这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游客可以随时停下来观看沿途风景，‘挑夫’却不会被目标以外的景致所诱惑，初心不忘，自然不会因为出发太久而模糊了目标。”
王传宽不仅在面对金钱、权力诱惑时始终保持着定力，在人情世故中也是事事以干好本职工作为先。在科研经费使用上，当一些老师提出一定要在结题之前把经费全部用完时，他的意见却是“不管是自己的钱还是国家的钱，都不能浪费，应该花的不能吝啬，但不该买的东西绝不能乱买”。珍惜时间的王传宽极少参加各种聚会、应酬，甚至还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会客时间是9：50—10：20，其他时间请预约”。虽然这个有点“冰冷”的规定起初让很多领导、同事感觉“不适应”，但王传宽却坚决拒绝没有计划的“随便打扰”。问他怕不怕得罪人，他却说：“做好做优我的本职工作，我相信人们都会理解支持的。”
王传宽“三观”很正，是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很多学生说，每当自己在科研上有困扰、生活上有迷茫的时候，只要和他聊一会儿，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像打了“鸡血”，浑身充满干劲儿。
■探索自然，科研没有终点
王传宽不在乎名利，对于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所有涉及科研的问题他却严谨到“苛刻”的程度。
谷加存是东北林业大学森林培育学科的老师，一次他们投稿的一篇论文需要第三方评价，他找到了王传宽。“一般这种评价都是走个过场，很多专家就是写一句‘同意发表’之类的，毕竟这也是专家的额外工作。没想到我把文章给了王老师的第三天，他才把文章还给我，而且文章中有好多处仔细的修改，连标点符号的细节错误都帮我们改过来了。”
王传宽在学术上的较真儿是出了名的，学术不端在他看来是不遵守规矩的行为。“求真，是科研人员的底线，也是红线。”只要学生的论文数据稍有不实，王传宽都不会同意他们投稿发表。“老师常说，论文质量是科研人员的名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烂论文是科研人员一辈子的污点，绝对不能糊弄。”王传宽的学生罗丹丹说。
如今，在王传宽的带领下，他所在的团队已经在“全球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互作机理”“碳汇林业理论与技术”“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建立了包括测树学法、生态系统生理学法、涡度协方差法、遥感反演法、生态过程模型法等森林碳循环监测方法体系；系统研究了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时空动态和分异机制；构建了东北主要树种生物量、心材边材异速生长模型，所建模型和建模方法被国内外普遍认可；发现了东北森林碳密度随气候趋同，但其碳分配格局因森林类型、土壤水肥条件等变化而分异……
或许对于外行来说，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些研究的意义所在，我们只知道，通过这些科研，王传宽团队已经提供了森林碳汇的测定方法，摸清了东北森林碳汇的家底儿，知道了东北主要树种固碳的能力，开辟了东北森林碳循环系统研究的先河，推进了碳汇林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为评价东北森林碳汇效应、制定减排增汇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这些研究，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而收集处理这些基础数据却是个慢工夫——树木的生长需要时间，观测它们的生长规律更需要时间。2004年王传宽刚刚回国担任黑龙江帽儿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的时候，他就在帽儿山种了一片8公顷、包含东北林区主要的11个树种的试验地。那个时候就有人说“等这些树长起来得啥时候？想靠它们出成绩也太慢了。”可是王传宽却没有犹疑：“生态学基础研究必须借助于实验手段，这个试验就算是我用不上，只要后人能用上，也是一样的。”
如今，王传宽当年栽种的树木已经开始发挥它们的科研价值，每天观测的水文、气象、土壤、生物数据为揭开生态系统的面纱提供了基础——树被砍了以后，碳排放是增加还是减少？真菌和细菌谁更喜欢“粗粮”？气候变化会对树木的生长产生哪些作用？人为活动会对森林碳汇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如何能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森林碳汇？森林碳汇与森林的其他功能有什么联系？……沉浸在科研中的王传宽觉得自然界就是一本“天书”，需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
很多人觉得王传宽很“苦”——为保持敏锐的科研洞察力，他保持着每天都要读文献的习惯；为保证科研的真实性，他经常和学生一起上山采集数据；为讲好《普通生态学》《生态学进展》等核心课程，他总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备课，不断更新授课内容，使学生能跟上生态学发展的步伐；为让研究生可以在思想碰撞中获得启迪，他坚持每周参加学生的例会讨论，就算是出差在外，也要安排团队的老师按时举行例会……这些外人看来的“苦”，王传宽却觉得很“幸福”：“科研是我的人生追求，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们用数据在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自然界的故事，其中不仅有无穷的乐趣，更可以为生态学发展培养人才。”
王传宽常说“探索自然，服务人类”是生态科研工作者的使命，而他也总谦虚地表示，生态系统博大精深，认识自然的过程永无止境，所以他的科研一直是进行时。 王传宽总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因为目标清晰、不断探求，遵守规矩、心无旁骛，坚持不懈、精益求精，才能够步稳行健地挑起生态科研的重担，向着山顶攀登。
